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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的文化遗产中有哪些器物吸引着我的强烈兴趣，那么广场一定是极为突出的一种——广场向来都是一种神奇的处所，从克里姆林宫外庄严宏伟的红场，到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旁的空地——广场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太多重大事件。从古代雅典和罗马起，广场就充当着政治、经济、军事、审判等社会活动的场所，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到天安门广场，小到村里的打谷坪，都是经济、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场所。斯大林同志在红场上的阅兵，间接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当然，也有人说是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

一些现象表明，当人们在广场上聚集的时候，极易变得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丧失理智。广场能使懦弱者变得勇猛，使吝啬鬼变得博爱。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形容十八世纪突飞猛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火光所照耀，每在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如果我们能领会马克思这段话的含义，我们也就能明白，前罗马尼亚元首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死，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意外——假如那场可有可无的集会没有举行，或者举行的时间不是圣诞节前夕的某个群情高涨的上午，历史可能不会如此潦草地被“改写”。毕竟，在东欧这些国家中，罗马尼亚最没有发生这种事的理由——但，布加勒斯特不相信眼泪。同样，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除了法国农民，没有人能攻占巴黎。总之，害死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并不是革命，而是一场群众的狂欢。

根据一些混杂着史实和演义的故事版本，年12月21日的那个上午，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共和国宫广场的中央大厦阳台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布加勒斯特的警察驱逐一名叫拉斯洛的匈牙利牧师的行动。一切如常进行，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向集会的人群展示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钢铁般的手腕，他既有理由相信整个国家机器都牢牢地把控在自己的掌心，又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最广大群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意外发生了，就在他向人群挥出他那铿锵有力的铁拳时，群众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口哨——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弄清楚这声口哨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但它引来了更多的口哨声，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变成了起哄、起哄变成了骚动、骚动变成了游行、流行变成了对峙、对峙变成了政变……当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驾着直升飞机前往自己的别墅取些面包的时候，他们注定将要失去对地面的控制，最后他们因为“直升飞机快没油了”，莫名其妙地在某个县的警察局被“救国阵线”的人撞见被捕。

在这场突发的骚乱中，齐奥塞斯库的亲信们并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而是以一种袖手旁观的姿态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甚至还有人偷偷地向“救国阵线”通风报信。回溯历史，谁也不清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那些当权者——齐奥塞斯库的亲戚朋友们的脑袋里当时在盘算着什么。我只能把这一切解释为狄奥尼索斯在作怪。几天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法庭在军营里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了审判。虽然齐奥塞斯库否定了这种审判的合法性，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但这对夫妇还是被几个士兵拖到军营外的厕所旁乱枪打死，现场甚至连一个行刑的指挥官都没有。紧接着，罗马尼亚废除了死刑。

即便放到现在，人们也很难评价政治家齐奥塞斯库。他甫一上任就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生活水平，建造住宅，解决居民的住宅问题，创造了罗马尼亚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他敢于和克里姆林宫叫板，公开抗议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涉。同时，他还抨击秘密警察、平反冤假错案、允许电视台播放西方电视连续剧……以至于到现在，还有很多罗马尼亚国内的民众会对多年以前的那个圣诞节的当天“像一条野狗似地处死”这对国家领导人夫妇而感到心有戚戚，尤其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那种惆怅和哀怨更是难以言说。

权力是一种比美酒更美妙、更醉人的东西，齐奥塞斯库并不是一个“屁股干净”的政治家。随着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取得成就，齐奥塞斯库的野心和欲望也在不断膨胀。他以强化党的领导为名义大搞独裁和个人崇拜，他把家人和朋友安插进党、政、军的各个部门，以至于人们说，当时的罗马尼亚政要开会就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集会——但在那场审判中，齐奥塞斯库在国外银行有10多亿存款的罪名后来确实被证实是捏造的。

一场短暂社会革命活动中最直接的参与者们，往往头脑是不清醒的，革命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个节日和一场狂欢。前南斯拉夫一位叫安东·兹万的学者认为，革命的精神内核实质上是由“极乐的狂欢”和“酒醉的压抑”组成的，革命者在前期的革命行动中，为了推翻某个东西时，往往充满着“敢于上青天”的“极乐的狂欢”，而一旦完成了“推翻”活动，转入“重建”阶段，人们就会陷入“酒醉的压抑”——现代社会的捍卫者们往往把这种冲动归结为“远古以来便有的无政府主义”。但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狂欢，没有革命，就没有新事物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