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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柏林》剧照，字幕已匿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Vogel）在中国名声大噪，多半是因为《邓小平时代》。不过他最早在圈内声名鹊起，其实是凭借对日本的研究。年，傅高义把他对日本战后经济繁荣的思考汇集为《日本 》一书，不仅在日本引发大规模讨论，更是大大冲击了美国人的自信。美国NBC电视台专门搞了一个76分钟的专题节目，标题酸味十足：IfJapanCan,WhyCantWe?（如果日本都行，为啥我们不行？）日本经济自 后迎来高速发展，一边是日本的家电、汽车远销欧美，普通人工资每年有10%~15%的增长，另外一边是日本高级管理人员和新进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谓货真价实的“共同富裕”。当时日本人有超过九成自认中产，“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应运而生。但历史告诉我们：洋人的夸赞信不得，尤其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傅高义的书出版后，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远走越远。年12月，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后调头直下，随后泡沫崩溃房价腰斩，经济进入失去二十年。对此傅老师早有准备，在年出版了《日本还是 吗》一书，里面专门论证了自己当年的判断没问题，版税又赚到手软。

《日本 》和《日本还是 吗》，EzraVogel

日本人曾经倨傲的心气儿，也在漫长的经济寒冬里消耗殆尽。年之后，《穷忙族》《老后破产》等纪录片以及《下流社会》之类的畅销书在日本大火，主题都是一个字：丧。在《穷忙族》这部片子里，有一个扎心的灵魂拷问：为什么我工作这么努力，还是这么穷？日本的问题并非只出现在日本。依靠出口导向贸易带动经济繁荣，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是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崛起的相同密码。但伴随“东亚模式”而来的，是资产泡沫、少子化老龄化、债务危机和全面蔓延的社会焦虑，这仿佛成了一道无可避免的诅咒。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民众在失业潮下损失惨重，但财阀却在不断固化社会阶层，一部《寄生虫》说尽了底层人民的心酸。年，一个台湾工科博士用“痞子蔡”的笔名写下小说《 次亲密接触》，在大陆爆火，也宣告着台湾地区“闷世代”的横空出世。三年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快递小哥、流水线工人和谢顶的程序员成为了“中国奇迹”的底色。但在经历了以“寒门贵子”、“消费降级”、“这辈子不可能打工”为代表的几轮阶层固化大讨论后，中国网民利用汉字的博大精深，完美诠释了年轻一代的不甘与失落——打工人。从“平成废宅”的戏谑，到“打工人”的自嘲，到底是时代洪流下一个不起眼的注脚，还是后发经济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宿命？日本镜鉴：物欲丧失的世代年夏天，日本女排在本土举办的奥运会上击败苏联摘得金牌，打破了欧美国家统治世界排坛的格局，比赛收视率居然高达80%。20年后，郎平领衔的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夺冠，日本片商Knack还特意制作了动画片《东洋魔女》，回顾20年前日本女排的高光时刻。彼时的日本逐渐走出战后阴霾，在汽车和家电产业的带动下，工业部门开始大量吸收劳动人口。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力图在十年内将国民收入翻番，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标。整个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欧美靠拢，经济一片蒸蒸日上。对日本来说，年的奥运会无疑是摘掉战败国帽子、重塑国家形象的 机会。为了迎接奥运，日本政府提出六大礼仪规范，就连进机场也必须穿正装[4]。奥运催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热潮，也为日本经济创造了60年代的“奥林匹克景气”（オリンピック景気）。

日本人民放风筝迎接奥运，年

70年代后，日本经济更是一飞冲天，汽车远销欧美，DRAM把英特尔打到破产边缘。傅高义老师出版《日本 》的年，丰田汽车在美国狂揽万销量，同期美国汽车在日本只卖出1.5万辆。经济繁荣也反映在了彼时日本人意气风发的心态上，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曾在《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样描述：“当我得知‘黄金时代’这个词在欧洲意味着过去的荣光时，不禁有种奇妙的感觉，因为对60年代的日本人来说，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时代是指未来的时代[2]”。80年代，日本的繁荣到达顶点。人们一边挥舞着钞票在街边打车，一边把钱投到股票和房产上，资产不断升值，并成为决定生活和消费方式的重要因素。为了抵挡日本的扫货军团，巴黎百货公司不得不对持日本护照的游客实行限购，漫画家崛田胜彦的《大妈团》便由此而来。年1月，裕仁天皇逝世，日本迈入“平成”时代。本以为取自《史记》中“内平外成”的年号会是国家繁荣稳定的开端，没想到成为了一道分水岭，见证了日本的剧烈阵痛。那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创下点历史新高。5天后，《日本经济新闻》综合20位企业家的观点预测：日经指数会在年涨到点。结果第二天，东京证交所股价全面走低，拉开了泡沫崩溃序幕[2]。

拥挤疯狂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年

此后两年，日本股市和地价暴跌，大部分日本家庭陷入巨额负资产危机，大批银行企业破产倒闭。经此一役，日本国民财富损失高达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3年GDP总和。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二十年”衰退期。辜朝明在《大衰退》中将这次危机总结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对出口的冲击，日本政府通过了 的《前川计划》，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经济结构从出口导向转为“内循环”，但央行的四次降息，反而推高了股市和房价。为抑制资产泡沫，央行反过来四次加息，结果股市楼市双双崩盘。最终，高负债导致居民和企业为了还债拼命存钱，而不是消费或投资，进而引发经济衰退。衰退长久地改变了日本年轻一代的心态，4年，日本大学生就业率仅为56%，BBC的纪录片《SexlessinJapan》里，日本18到34岁的年轻男性中处男率高达43%，另外有64%的人是单身狗。《低欲望社会》的作者大前研一直截了当的把平成时代的年轻人定义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虽然没有“打工人”这样的神来之笔，但日本人民创造了一个更加扎心的词汇——“过劳死（Karoshi）”，与之对应的还有“过劳 （Karōjisatsu）”等灵魂词汇。从年到7年，日本民间组织“Karoshi热线网络”每年都会接到多个求助电话。

地铁站打盹的日本上班族，年

更多人的选择是彻底躺平，年的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在中日韩同时大热，完美诠释了“奋斗不一定成功，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汉江奇迹：流水的总统，铁打的财阀相比日本人嘴上过劳死实际在躺平，韩国人民一直以东亚地狱模式 著称。在韩国，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汇“Gwarosa”（???）来形容本国的内卷现状，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长一度达到小时，足以让当今国内的福报人汗颜。年11月，韩国一位18岁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亲，在房间藏尸8个月，举国哗然。后来的调查结果也让人唏嘘不已：在全国70万考生参加的模考中，该考生排名0左右，他向母亲慌称自己排在62名。没想到母亲并不满意，并勒令他下次必须考 名。由于担心母亲去学校核查成绩，考生痛下杀手。在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三所 高校被称为SKY，踏入SKY，就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人脉资源甚至是婚恋对象。与之对应，三星每年大约会吸引10万人来应招，但录取率只有5%。光是三星面试培训，在韩国就是门大生意。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韩国式资本主义》，但比书名更刺激的是副标题——韩国民众的呐喊：韩国经济发展与我们无关，究竟谁成为受益者？就差直接把“财阀”两个字怼在后面了。纵观韩国经济史，会发现如今有如过街老鼠的财阀，其实是韩国走向汉江奇迹，跻身亚洲四小龙的重要功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韩国财阀的 特点，便是与青瓦台总统府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韩国国父李承晚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故交，朴正熙与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私交甚笃，刚进监狱的李明博，上台前在现代集团工作了27年。年，朴正熙把连续亏损37年的韩国机械交给了金宇中的大宇集团，而金宇中的父亲恰好是朴正熙的恩师。裙带关系成了汉江奇迹的底色，依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长期勒令银行向财阀发放低息甚至负利率贷款，谁不听话谁坐牢。拿了贷款的财阀必须扩大生产，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口任务，否则贷款就会减少。在这种模式下，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台出口创汇机器。上世纪60到70年代，韩国年均出口复合增速高达45%。一方面，政府需要财阀带动经济，但另一方面，财阀也得听从政府号令——现代集团的郑周永本不想涉足造船业，但朴正熙笑里藏刀的一句“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简单的事，我会表示理解[9]”，吓得郑周永直接飞到欧洲找投资。全斗焕上台后，打着帮助昂山恐怖事件死者家属的旗号，号令财阀捐款。现代和三星都出了15亿韩元，第七大财阀釜山国际只捐了5亿。之后的一次晚宴上，从釜山赶来的会长因大雪迟到，全斗焕拍案离席，随即宣布不再向其提供贷款，数周后，釜山国际因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在威权政府的主导下，韩国成为了东亚模式的样板工程。年的汉城奥运会也被视为“让世界认识韩国”的 机会。申办阶段，舆论几乎一边倒的站队名古屋，后来举办权尘埃落定，时任韩国体育部部长李世基难掩自豪：“超级大国没有做到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了，这是多么长国人志气的事[11]！”

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年

伴随奥运会的举办，韩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与憧憬也到达了 。BBC一档纪录片中，一位受访者放出豪言：在20世纪末，每个韩国人都能过上和英国中产阶级一样的生活[4]。但事实是，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这幅欣欣向荣的蓝图。由于政府长期为财阀提供隐性担保，财阀往往只看规模和市占率，不及风险的盲目扩张，如果说三星跨界造车还算可以理解，那么汽车大王起亚搞起家政服务，就难免有些匪夷所思了。这些骚操作的结果，就是居高不下的负债率。年，韩国前30家财阀平均负债率高达%，而这些债务大多都是外币。到年，韩国外债高达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就超过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只有亿美元。当东南亚的危机蔓延到韩国，崩溃变成了时间问题。韩国人民排队捐金一时成为佳话，但以丧失经济主导权为代价换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亿美元贷款，也被韩国媒体拎出来，与朝鲜半岛沦为殖民地的“国耻日”做对比。年，韩国每个月就有家企业倒闭，每天都有4人失去工作，失业率一度飙升至7%。危机过境，韩国人民损失惨重，而失去了威权政府作为制衡，受了轻伤的大财阀卷土重来，进一步改变了韩国的经济结构。在那本《韩国式资本主义》中，张夏成这样描述财阀与小企业的关系：韩国的中小企业与大财阀的关系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在现有的韩国经济结构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大企业的转包企业[7]。他还援引了这样两个数据对比：美国财富排名前的富人中，70%是当代创业者，而韩国75%的富人都是继承家业[8]。如今的韩国，前十大财阀贡献了超过80%的GDP，却只提供了5%的就业。而跻身十大财阀的先决条件，便是进入SKY级别的名校。去年，还原韩国家庭对高考绝望性投入的电视剧《SKYCastle》在韩国大火， 一集的大结局在韩国狂揽23.8%的收视率，击败《请回答》创下历史新高。《SKYCastle》剧中金句，年延世大学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奉俊昊，用一部《寄生虫》把韩国人民的贫富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富人住山顶配有落地窗的别墅，穷人只能蹲在半地下室，窗户还会沾上流浪汉的尿渍。《纽约时报》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严肃、厚重、优雅”。有意思的是，《寄生虫》折桂奥斯卡 影片，发表获奖感言的却不是导演奉俊昊，而是一位身材不高、略微发福、顶着一头红发的女子。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来到麦克风前，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赞美了奉俊昊，感谢了支持电影的影迷，以及她的弟弟。这个女人名叫李美敬，是《寄生虫》背后的投资方CJ集团的副总裁，她的弟弟叫李在闲，是CJ集团的CEO，姐弟俩联手掌控着价值41亿美元的娱乐帝国。他们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孙子和孙女。彼岸彼时：谁偷走了台湾的薪水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考虑历史的进程，但一个人的落寞，有时也是历史的进程。生于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纪子，在《不被理想束缚的生活》一书中这样描绘：“我们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后期的日本，那是一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年代。日本经济在那个年代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扩大，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也正如野口悠纪雄当年对欧洲“黄金时代”的调笑，在经济蒸蒸日上、处处高楼平地起的年代里，人们没有理由去想象未来的生活会比当下更糟糕。而当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拉大，“充满希望的未来”成为了 品，打工人应运而生。年，TVBS拍了一部名为《谁偷走了台湾薪水》的纪录片，片中同为企划岗位的父女二人，父亲30岁时就拿到了3万8新台币的薪水，三十年过去，30岁的女儿月薪是3万9新台币，涨势喜人。而当舆论批评这一代人“不敢吃苦”时，女儿的话一针见血：“恐怕是我们连吃苦的机会都没有吧”。在“东亚模式”的语境下，东亚经济体高度依赖出口贸易，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也更为严重，随之产生的，是更加悬殊的心理落差。台湾的经济腾飞与日本非常类似：从60年代的纺织工业、70年代的化工业“十大建设”，到80年代以台积电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在“劳动-资本-技术”的无缝衔接中，台湾经济在这三十年里刷出了平均高达9.4%的增速，岛内建设一派火热。《广场协议》签订后，台币也迈入疯狂升值阶段，年的外汇管制放开进一步推波助澜，大笔热钱奔向股市与楼市。80年代的尾声，台湾股市上演了一出5年25倍的指数狂飙，狂热时期，寺院僧人都忍不住染指凡尘，开始炒股，“劳动保险署”、“公共住房署”这些政府部门，更是到了下午股市收盘才开始办公[1]。伴随股市长牛，台北房价也刷出了一波4年5倍的瞩目行情，年6月，台北民众发起了抗议高房价的“无壳蜗牛”游行活动，超过5万人倾巢出动，出现了万人夜宿忠孝东路的壮观景象。“无壳蜗牛”游行，年年，出于日本经济崩盘、台币停止升值、海湾战争等外部原因，加之 地下钱庄鸿源的倒闭，内忧外患下台湾股市倾泻而下，上演了一场8个月跌去1万点的行为艺术。但台湾经济却在年杀了个回马枪，人均GDP破一万美元，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真正改变台湾经济的，则是两次金融危机：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重仓亚洲的台湾全年贸易总额降幅达到8.9%，是过去40年里最严重的贸易衰退。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度重击台湾，曾经辉煌无比的DRAM和面板两大“两兆”产业接连受挫。随着大陆密集出台液晶面板行业扶持政策，并调动上千亿的资金押注京东方，台资面板厂如今已彻底沦为三流。而在DRAM领域，美韩的三星、海力士、镁光，合计占据市场近95%的份额，几乎已经没有台湾企业什么事了。金融危机后，经济的蛋糕非但没做大，反而还被切走了好几块。台湾地区居民抗议高房价，年年，台湾《30》杂志发布了一组调查数据，台湾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占比首位的人生理想，是当小店店长。

“小确幸”自然也是一种精彩的活法，台湾的购买力平价（即PPP）位居四小龙之首，高达5.7万美元。新台币（约0元人民币）的基本薪酬，加之长期处于低位的通胀水平，使得岛内服务业价格非常低廉。大陆游客的各种游记里，“台湾物价低”几乎是共识。

但如果纵观整个台湾经济，会发现“小确幸”的基础，实际上是重工业与科技企业打下的基业，能够给社会持续提供税收、福利和就业。但随着台湾在面板、手机等优势行业挨个被击败，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兴行业里的全面缺位，“小确幸”能够维持多久，要打一个问号。

而在生育率新低、资产泡沫、贫富差距等诸多议题中，宝岛也几乎一个没落下。年，台湾地区以1.13的生育率坐稳东亚垫底。而在人口密度只有东京和首尔一半的台北，房价收入比却达到32.23，超过首尔的20.67和东京的13.39。也难怪台湾名嘴在节目里热议：明星只有在大陆拍戏，才能回台湾买豪宅。

早在年，台当局为了鼓励大家生育，决定用一百万新台币奖金征集一条宣传标语，最终获奖的是一句“孩子，是我们 的传家宝”。大奖得主是当时32岁的台中市单身女子张芝菁，接受《联合报》采访谈及获奖感受，张芝菁说，“我不敢生孩子，怕养不起。”

在台湾，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年龄60岁往上的居民往往被称作“银世代”，而成长于经济增速放缓时期的年轻人则被叫做“闷世代”。9年，“银世代”的代表人物郭台铭痛批“闷世代”后生缺乏奋斗精神：“台湾有很多年轻人，以开咖啡厅为满足，这样的想法有些不可思议。”

8年之后，在国务院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居然调转枪口，痛批大陆的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那会儿的富士康正被大陆日益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所困扰。演讲结束后，郭董问了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苗玗一个灵魂问题[28]：

“苗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此岸此刻：东亚模式的宿命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对东亚经济腾飞的解读仍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日本政府对此颇有微词。作为世界银行第二大股东，日本豪掷万美元，请世行专家研究日本模式成功的原因。年，世行出版了针对东亚后发经济体的研究报告，研究对象涵盖日本在内的八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标题叫《东亚奇迹》，算是扭扭捏捏的承认了“政府主导经济转型”的益处[1]。报告发表一年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在《外交杂志》上泼了一盆冷水，称日本并非“经济奇迹的典型”，而亚洲四小虎更是“纸老虎”，与50年代的苏联无异。"亚洲的繁荣是高投入创造的数量增长，而非效率提升，建立于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2]。"

年，亚洲用一场剧烈的危机和灰飞烟灭的财富验证了克鲁格曼的预言，世界银行适时出版了一份新报告，题为《东亚奇迹的反思》。克鲁格曼则再度出击，称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

世界银行曾总结过东亚奇迹的共性——强势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儒家文化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高速经济增长。而纵观东亚几个主要经济体，会发现它们大多都有两个明显的“经济增速换挡”。比如日本：

比如韩国：

比如台湾地区：

战后百废待兴、经济高速增长时，全体民众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资产价格、日新月异的基建和节节高升的国际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换挡，往往都意味着无可避免的资产泡沫、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和难以提振的生育率。在这种背景下，“打工人”横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发展的红利，一代人承受换挡的阵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换来了奇迹与财富，后一代人的勤劳却没有同等的价值，这也许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宿命。

年，克鲁格曼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曾夸过中国，称“中国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的一部分，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他乐观的预计，到年，中国的GDP将达到美国的82％。表面上看，中国的千禧一代（年～年出生的人）将充分受益。

福利房、铁饭碗、包分配，是千禧一代依稀的记忆，而筒子楼、蜂窝煤、玉米面也只是父母饭桌上的谈资。3年杨利伟在太空展示的中国国旗；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踏夜前行的礼花大脚印；年报道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率超30%的新闻联播，这是千禧一代的集体回忆。当他们走向社会，迎接他们的有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焕然一新的城市建设、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以及大量“即时满足”的互联网服务；但也有望而生畏的房价、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资本家的有毒鸡汤、先富人群的凡尔赛式炫耀，以及和福报的无奈戏谑。所以所谓的“打工人”，不过是在收入增长难以匹配资产价格涨幅之下，工薪阶层的一种无力自嘲罢了。尾声：想做废物而不得的时代

今年10月，人类学家项飙接受专访时谈及今年的热门词汇“内卷”，指出：“现在内卷的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你退出。”

项飙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内卷性，不仅仅是说竞争激烈不激烈的问题，而是说白竞争，明明知道 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如果你退出竞争的话，你有道德压力”，“因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自然应该鼓励努力、勤奋、拼搏的品质。但一个包容的社会，是否也应当允许一个人选择平凡、平庸甚至看起来碌碌无为的一生？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3年，西安长安区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摆摊猪肉，引起轩然大波。等到11年后陆步轩靠卖猪肉身价过亿了，才敢回到学校演讲，但面对学弟学妹们他还是像在批斗大会上做检讨：“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15年后，陆步轩的学妹李雪琴回应网友：“念了北大，就不能当废物了吗？”这似乎让人看到了反内卷的希望。但坦白讲，这种话听听就得了，不信你上网查查李雪琴的旗下有多少家公司，或者再看看李雪琴的直播卖货有多起劲，就知道这种话可以用东北腔来回应：可拉倒吧。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按照这种角度，以后年轻人应该会被分为“有资格做废物的人”和“想做废物而不得的人”。

对于后者，“打工人”就是我们的宿命，早点想清楚去搬砖，就能早点儿还得清这个月的花呗。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1]低欲望社会,大前研一[2]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3]下一个十年，消费崩盘的年代,松田久一[4]东京奥运会：留下传说的一次奥运会，新世纪周刊[5]欲望经济史，NHK[6]SexlessinJapan，BBC[7]三星职位成“香饽饽”韩国学生竞相赶考，路透社[8]从亚洲“四小龙”兴衰看中国转型方向，长江证券[9]韩国财阀经济对中国的启示（二），虎嗅[10]Seoul:Reallifeinthelandofmiracles，SimonWinchester[11]夏季奥运史话，樊渝杰[12]汉城奥运：国家的拐点展现经济成就和文明，凤凰网[13]韩国式资本主义，张夏成[14]韩美创业投资24：71，东亚日报[15]裙带资本主义，康灿雄[16]台湾股疯：-，网易新闻[17]台湾年轻人被宠坏了，新华网[18]若老人搞创新，台湾就没希望，中时新闻网[19]台湾百万标语女得主：结婚也不敢生，联合早报[20]台湾经济发展通论，李非[21]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WorldBank[22]TheMythofAsiasMiracle,PaulKrugman[23]克鲁格曼：五年内中国经济会遇上“大麻烦”，国际金融报[24]从躺赢的60后到负重的00后，中国人口红利已发生巨变，高利民[25]王石口述历史：听听朱镕基总理当年怎么谈房地产，封面[26]MillennialMythsandRealities:FullReport,IpsosMORIThinks[27]四地华人青年翻转力大调查，远见杂志[28]郭台铭霸业，杨艾俐[29]人类学家项飙谈内卷，澎湃新闻李录： 的全球货币超发中，中国何去何从？

今天，小雅继续推荐李录先生一篇好文。他通过书评，站在经济学角度去看“日本的迷失”，以及在日欧美相继进行超大规模的货币超发之后，对于中国经济和政策何去何从的分析和建议。

这是一篇关于辜朝明先生所写的《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的书评。

辜朝明解释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的零增长、货币超发、零利率、政府债务高砌等经济现象。

西方基本认为，以上都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但辜朝明 次给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但李录认为是比较令人信服且被事后验证的解读。

辜朝明认为，日本的货币超发被用于修补私人部门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使得私营部门和家庭开始恢复到正常，代价就是日本政府的债务今天是全球 的。相对于其他选择，这是一个 的政策选择。

李录先生由此推及欧美和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给出目前世界正在面对的三大难题，以及各国应对的宏观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政策何去何从的前瞻展望和建议。

李录是芒格家族财富主要管理者、全球知名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这篇文章出自他的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由芒格学院授权小雅发布。

文章标题由小雅所编辑，原文题为《全球化的宿命——年年度书评及感悟》。考虑到手机阅读的舒适感，小雅将一些段落切短，重点处加了色彩标注。文内小标题也为小雅为阅读方便加入，原文没有小标题。

本文不算长，多字，别畏难哈，即使没学过经济学，认真看也会有些大概认知。

小雅建议和上一篇文章李录看中国“国运”：超过20年的经济黄金时代可期配套读，两篇可谓姊妹篇，对于帮助认识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都有很好的帮助。

全球化的宿命——年年度书评及感悟今年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辜朝明先生所写的《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三个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这本书讨论的全都是当今世界 的问题。 ：货币政策。基本上，今天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日本、美国、欧洲、中国都在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基础货币的超发现在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零利率甚至在欧元区出现的负利率，这些现象以前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同时，货币增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微乎其微，除了美国之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都是微增长或是零增长。这种局面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各国的债务水平相对于GDP的倍数越来越高，同时所有的资产价格，从股票到债券，甚至房地产，都处在历史的高点。这种非正常的货币现象到底会持续多久？会以何种方式结束？结束时对全球的资产价格又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几乎每个人的财富都与此密切相关。第二：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让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全球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又和各国自己独立行使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互相分离的。所以，全球化和全球资本流动与各国自己的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形成了相当大的冲突，也让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冲突，比如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内部的不稳定，从香港到巴黎，再到智利，各个地方的街头政治日益激烈。同时，在这些国家内部，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势力逐渐取代了中间力量，让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全球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会是何种状况，也没有人能预知。第三：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应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政策应该有什么样的不同？三个问题涉及的都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能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理论，大概都是值得尊重的学术成就，而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辜朝明在这本书中，确实提供了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内部逻辑完整的理论框架，在这三个问题上虽然不能说给出答案，但都至少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无论你对他的理论同意与否，都值得深思。日本的迷失不是来自政策失误货币超发是“最正确的选择”现在说说作者辜朝明。他是野村证券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在过去30年对日本政府有广泛影响。我 次听到他大概是十几年前，在日本的一次YPO国际会议上。他在会议上做了一个主旨演讲，解释当时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当然现在已经是“失去的二十年”，甚至是“失去的三十年”了。）辜朝明解释了日本泡沫破裂之后的现象，也就是经济的零增长、货币超发、零利率、大规模政府赤字、债务高砌等经济现象。对于这些现象，西方有着不同的解读，但基本上都认为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所导致的。但是辜朝明 次给出了另一个完全相反但又比较令人信服的解读。他提出了一个自己独特的经济学上的新概念——资产负债表衰退。他把当时日本的经济衰退，归结为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由于私人部门（企业与家庭）资产负债表从急剧膨胀到急剧衰落所引起的经济大衰退。在资产负债表引起的经济大衰退中，他提出了一个最独特的看法，就是整个私人部门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 化，而是追求负债的最小化。所以，这个时候，无论货币的发行量有多大，私人部门和个人拿到了钱 件事不是去投资和扩张，而是去偿付债务。因为当时资产价格的急剧下降，让整个私人部门和家庭其实都处在一个技术性破产的状态下，所以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修补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去储蓄、去还债。这种情况下，经济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萎缩。这种萎缩就像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一样，因为经济一旦开始萎缩，它就会有一种自发性的螺旋式的加速进行的机制。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短短的几年内，整个美国经济萎缩了将近46%。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大规模地发行货币，然后通过政府大规模的借债，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来消化居民大规模的储蓄。通过这种方法，日本在十几年里让经济维持在同一水平。经济虽然是零增长，但也没有发生衰退。在辜朝明看来，这是 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日本经济也因此没有经历像美国30年代那样的大规模的、高达46%的缩减，同时又给了私营部门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修补资产负债表。所以到了今天，私营部门和家庭开始恢复到正常。当然，代价就是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严重受伤，日本政府的债务今天是全球 的。但是它相对于其他选择，仍然是一个 的政策选择。这是当时我听到的关于日本的最与众不同的一种解读。此后对日本经济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他的想法。欧美国家对日本经验的学习西方对于日本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直到8-9年这次西方经济大衰退之后，才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因为8-9年之后，整个西方一下子进入到和日本在80年代末遇到的大泡沫破裂之后非常相近的情况。这个时候，西方主要的资产也开始急剧贬值，整个私营部门陷入了技术性破产，所以后来的情况也都非常相似。主要西方国家不约而同采取的政策都是大规模地超发货币。这时，影响西方央行的主要经验是30年代的大萧条。在总结30年代对待经济大危机政策的时候，经济学界主要的结论是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观点为主，认为货币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8年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Bernanke）是这一观点的坚决支持者。他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可以从直升机上直接撒钞票。所以在应对08年危机时，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货币超发。但是与预期不同的是，货币超发的结果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迅速恢复。这些大量超发的货币其实被私营部门重新储蓄下来，用于偿还债务了，所以经济增长依旧乏力。除了美国有部分少量的经济增长之外，欧元区经济基本上仍处在零增长的边缘。对此，政府的 反应仍然是加大货币的增发，为此各国央行甚至发明了从未被使用过的量化宽松（QE）。传统上，央行通过调节准备金（基础货币最重要的部分）来调节货币供给。在实行QE后，美联储创造的超额准备金达到了法定准备金的12.5倍。再随后，西方主要央行纷纷跟随使用QE之后，相应的倍数分别达到了欧元区9.6倍，英国15.3倍，瑞士30.5倍，日本32.5倍！也就是说，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如果私人部门可以有效使用这些新增货币，通货膨胀可以达到同样的倍数（比如美国%）。或者说，如果这些货币进入资产投资，可以让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数倍至泡沫水平，亦或是强烈刺激GDP增长。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经济仍然只是微弱增长，部分资产价格逐渐上升，这一政策造成的 后果是接近零利率，甚至在欧元区造成了今天大概15万亿美元的负利率。这让整个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根本性假设发生了动摇，而与此同时，却没有带来所预想的经济增长。此时，整个欧洲的现象就开始和当初的日本越来越像。世界面临四种经济情况大家开始重新思考日本的经验。辜朝明对于日本的总结、日本在财政政策上的做法重新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的兴趣。辜朝明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框架来解释这些现象。他说依据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行为，一个经济总会处在下述四种情况中的一种，如下表所示。借款人/投资人储蓄者 种情况（经济正常增长）有有第二种情况（一般的经济危机）有无第三种情况（日本90年代）无有第四种情况（8-9年，及年的美国）无无正常情况下，一个经济体中应该既有人储蓄，也有人借款投资。这样，经济处在一个比较正向的增长的状态。当一般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储蓄者没钱了，但是还有借款人（投资人），还有投资机会，这种情况下，央行作为 的货币提供者就非常重要。这就是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结论，就是央行作为 的出借人，是 的资金提供者。由它来提供资金，然后贷给私人部门。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第三种、第四种情况，也就是，当借款人（投资人）缺失的情况下，经济会是什么情况？比如说在日本，有储蓄者，但是在过去这几十年里，私营部门没有动力去借款投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到了8-9年，整个西方的情况是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储蓄者本身在危机发生时就没有了，在美国基本没有储蓄，资产又大规模地下降，所以私人部门基本都处在技术性破产的情况下。同时，在欧洲基本上也没有投资机会，做了几轮QE之后，基础货币大规模超发，仍然没有人愿意去投资，经济中没有投资机会。人们拿到钱之后又以负利率的形式反交给银行。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辜朝明的基本研究框架其主要贡献是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也即借款人缺失的情况下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日本，属于第三种情况，有人储蓄，但是没有人借款。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府必须要承担最终借款人的责任，通过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投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私营部门不愿意去做借款人，经济就会开始萎缩，而一旦经济开始萎缩，它本身会有一种螺旋、加速的机制。这种加速甚至能导致经济减半，大规模失业，引起的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在30年代希特勒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都和当时的经济大萧条直接相关。第四种情况就是8-9年发生的情况，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此时，政府应该既充当 的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同时也要充当最终借款人的角色。对美国来说，8-9年时它一方面通过央行超发货币，一方面财政部通过TARP法案，给所有系统性重要商业及投资银行直接注资，这样同时解决了储蓄及投资人双缺失的问题，稳住了经济。而西欧直到今天可能还处于第三种甚至是第四种情况，既没有储蓄者，也没有借款人，而又因为欧元区本身的限制，欧洲只可以使用货币政策，欧元合约限制了欧洲尤其是南欧国家使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这种限制将来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辜朝明用以上框架分析了今天世界面临的独特的经济现象（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对于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为何欧美都走向了资产泡沫？为何泡沫破裂之后没有重归增长？接下来，他还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欧和美国都走向了资产泡沫？而且又在资产泡沫破裂后都没有找到增长的途径（除了美国还有比较微弱的增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了我认为是第二个比较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有意义。他提出了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贸易的背景下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发展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刘易斯拐点。在城镇工业化早期，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不断被吸引到城市工业中，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经济进入全员就业的状态。这个拐点就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观察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Lewis）在50年代提出。 个阶段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社会进入到一个储蓄、投资、消费交互增长的状态，又被称为黄金时代。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辜朝明提出的一个独特阶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在经过成熟发展期，进入到发达经济阶段后，会进入到被追赶阶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时期，由于在国内的生产成本增加到一定水平后，在海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就变得更有优势。早期时，在海外投资的优势因为各种文化、制度上的障碍显得不是很清晰，但当国内生产成本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而且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海外投资的一些基本能力之后，在海外的投资就变得比国内投资远有益处。这时，资本就会停止在国内投资，国内工资也将开始停滞不前。 个阶段中，也即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早期城镇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拥有 的掌控力，劳工一般很难有定价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农村里有很多剩余人口，找工作的人很多，企业自然就会剥削工人。第二个阶段，也就是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迎合满足雇员的需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等等。在这个时期，因为劳动人口已经开始短缺，经济发展会导致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工资上升又引起消费水平上升，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也会上升，这样公司的利润也会上升，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向上的正向循环。这个阶段中，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即使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工资也在增长，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所以这个阶段也被称为黄金时代。到了第三个阶段，社会开始出现分化。对于劳动力来说，只有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比如科学技术、金融、贸易、国际市场类会继续得到很好的工作回报，那些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传统制造业工作的工资会逐渐下降。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内的经济、投资机会逐渐衰竭，投资机会被转移到了海外。这时，GDP增长主要依靠持续的科技创新。如果这方面能力比较强（如美国），GDP仍会低速增长；如果创新能力不强，创新速度不快（如欧洲、日本），则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投资转移到海外或非理性领域。辜朝明认为，西方社会大概在70年代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当时主要被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追赶。到了十几年之后的80年代，中国开始进入到国际经济循环中，日本也开始进入到被追赶阶段。处在被追赶阶段后，国内经济增长机会急剧减少，经济增长就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些易形成泡沫的领域中，无论日本、美国还是西欧都是如此，资金先后进入到房地产、股市、债市及衍生证券中，造成了巨大的泡沫形成和之后的泡沫破裂。泡沫破裂之后，因为本身国内经济增长机会仍然有限，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少，所以私营部门一方面为了修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也缺少投资机会，使得其经济行为不再是以追求利润 化为主要目标，而是转变为以追求债务最小化为主要目标。这样，基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预测基本上都失灵了。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宏观政策存在滞后反应辜朝明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功用，因而需要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这一看法对中国当前是最有启发意义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形成、依靠制造业、出口等等。此时，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政府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利用起来，投资到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这些都有助于新兴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状态。几乎所有国家在这一阶段都采取了积极的政府扶持政策。进入到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工资和消费的双增长，因为这个时候社会已经全员就业，所以基本上任何一个部门、领域只要增加工资，其他部门和领域的工资必然也会发生刚性的增加。工资增加引发消费和储蓄增加，而企业为增加产出会使用这些储蓄增加设备投资，从而实现利润增长，因而更加有能力以增加工资的方式吸引更多员工，如此反复循环，呈现出一种正向、互相追赶式的增长。这种增长主要来自国内经济的自发增长，此时起到决定意义的主要是处在市场前沿的企业家及个人、家庭的投资、消费行为，因为他们更能把握市场瞬息万变的商机。所以，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和私人投资都来自于有限的储蓄，而且财政政策用得不好还会造成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互相冲突、互相竞争资源和机会。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被追赶阶段，财政政策又变得很重要。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私营部门因海外投资收益更高，而不愿意投资国内，但国内仍然有很多储蓄。此时由政府出面，例如像日本的这种方式，大规模进行社会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等等，虽然利润不高，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这样可以保障社会就业，维持GDP水平不进入螺旋式下跌，更加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对宏观政策使用方面的讨论对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有意义。虽然不同观察者提出的观点不同，但大体上中国应该是在过去一些年中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我们看到，过去10年里工资水平、消费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但是通常因为政府的惯性比较强，所以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有一个滞后效应，常常仍然停留在上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中。这些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阶段错位的现象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都有发生。比如说，在今天的西方，宏观政策还是停留在黄金时代比较有效的货币政策，但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些政策有效性很低，以至于到今天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在货币超发、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还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仍然极其缓慢，债务剧增。中国经济进入黄金时代的重要课题同样地，当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后，政府还是比较侧重于 阶段中的财政政策。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虽然说初衷是好的，是为了调整前一阶段经济工业化、制造业大发展带来的存量问题。但在实际执行结果上，造成了民营企业大规模的加速倒闭，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国进民退现象，最重要的是 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此也引起了一定程度上的动荡和消费者信心不足，减低了这一时期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今天中国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为负数，而消费贡献了70-80%，其中私人消费尤为重要，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在黄金时代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和消费者个人。所有的政策的侧重点、出发点都应该聚焦在如何增强企业家的信心，如何建立比较清廉、公正、规范的市场规则，如何减少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权力，减政放权，减轻税务，减少负担。从其他发达国家在黄金时代的经验上看，货币政策在这一时期更为重要。在 阶段中，中国主要的货币政策是间接金融的模式，几乎是强制性的大规模储蓄，然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把资本大规模、低成本地导入到制造业、基础设施、出口等国家战略产业中，这一政策对于中国快速的工业化是成功的。第二阶段中，一个主要的方向应该是如何让整个社会的融资方向、方式能逐渐从上述体系中解放出来，从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让民营企业家、个人消费者能有机会成为主要的最终借款人。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中，已经开始出现这方面的松动，比如说借助于金融科技，我们看到消费信贷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当然长期来说，能不能把房地产抵押贷款做得更好，释放二次再抵押贷款的潜能，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金融中如何扩大直接金融的比例，加快注册制，增强股市对民营企业融资的能力，债券市场、股权市场的建立等等，都是这一阶段宏观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另外，政府的职能是否能从指导经济转到辅助、服务经济，权力上进一步削减，也都是这一阶段宏观政策上 的考验。过去这几年，虽然一些宏观政策的初衷都很好，但因其是行政手段，最终的实际结果不尽如人意。在很大意义上，这也提供了研究观察这一阶段经济特征的另一个视角和教训。在第二个阶段黄金发展期，有一些政策如果通过市场自发来调节，可能效果会更好。相反，人为的做法可能会揠苗助长。这些都是对于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课题。未来中国经济的 动力现在日本、西欧、美国等国家处于第三阶段，而中国仍然处在第二阶段，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中国人均一万美元的GDP水平，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具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中国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处在黄金发展的机遇期。今天中国人均GDP在一万美元左右，但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的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城市。其实，中国从人均GDP一万美元向两万美元的跃进，并不需要 的科技，只需要将东南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大规模向内陆传播。这就是消费增长的动力，最主要的动力就是“邻居效应”。别人的东西、别家的东西我也想要有，再加上电视、网络等媒体传播，把东南沿海一亿人口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其他的十几亿人，就达到了人均GDP两万美元。今后若干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储蓄水平、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还会呈现相互追赶的、螺旋上升的状态，处在一个互相促进的正向循环中，投资机会仍然非常丰富、优异。如果中国能够学习西方国家在黄金时代的货币政策，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一些调整，对释放其经济增长潜力将会大有益处。另一方面，西方尤其是西欧如果能学习日本包括中国的一些财政政策上的有益经验，让政府承担更多最终借款人的角色，更大规模进入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基础科研的投资，则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阶段被追赶时期维系经济增长也会有好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政策方式和工具，这本身对经济学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经济学不是物理学，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和定理，它必须要研究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提出适合这个时期的最重要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中的理论框架对于经济学研究本身是一个突破，一个有益的尝试。当然，这本书要回答的这三个问题都是现今世界上最困难、也最重要的问题，也不太可能有完美的解答。作者对日本的经验了解比较深，书中的很多观点也都以此为出发点，但日本的经验是否真的适用于欧洲国家和美国，也有待商榷。量化宽松、货币超发、零利率及负利率、高资产价格、社会贫富不均、民粹政治崛起——这些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发的国际现象，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及普通民众。对于中国而言，因为目前仍处于后刘易斯拐点的黄金发展期，而已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西方及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留下了丰富的参照经验。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够认清目前自身所处的阶段，做出适当的调整，就有可能充分释放黄金发展期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未来前途依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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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车会重走诺基亚的覆辙吗？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年仔细研究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四小天王”每家背后都站着一家互联网巨头：蔚来身后是腾讯、小鹏身后是阿里、理想身后是美团、威马身后是百度。这些互联网Newmoney就像暴发户一样，出手阔绰。比如蔚来汽车的李斌创业时，雷军爽快地说道[19]，“你扣动扳机时，直接找我就行。”而去找刘强东时就更痛快了，奶茶妹妹后来传神地还原了整个过程：“当时李斌花了15分钟说了蔚来汽车的构想，我老公用了10秒钟就说：YES。”虽然新能源车企们拿钱不少，但年初，由于量产等问题，行业还是遭遇寒冬，大批公司现金流紧张，而成立最晚的理想汽车，融资也最晚，压力之下颇为被动。甚至一些投资圈大佬放下狠话，“新势力没有一家值得投资”。但Newmoney不信邪，转身就砸钱给了新势力。年8月开始，美团王兴陆续投资了10亿美金给理想汽车，将其推到了热乎乎的纳斯达克。而王兴的持股比例也达到了23%，成为了理想汽车 股东。他还频繁在饭否上为理想宣传，被评为“年 车评员”。汽车被称为工业 ，重资金、重技术、重人才，造车成功概率极低，过去年全球鲜有成功的创业公司。然而，在塑料姐妹横行霸道的今天，为什么互联网大佬们看到造车兄弟落难，还真的就敢上？其实，这并不是纯洁的友谊，而是纯粹的商业逻辑：这批Newmoney们都是享受过“诺基亚时刻”红利的人。9年，诺基亚以39%的市场份额稳居世界 ，享受着行业 的利润和溢价，苹果 的竞争对手还是黑莓。一年后，智能机伴随iPhone4的出现迎来爆发，“诺基亚时刻”悄然来临。年，从微软空降到诺基亚的新任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Elop)豪言，通过与微软的合作，诺基亚将“与iOS和Android三足鼎立”。仅仅一年过去，埃洛普的论调就成了“三星苹果双寡头格局将被打破”。埃洛普的预言对了一半，双寡头格局确实被打破了，但打破它的并非诺基亚。年，小米模式引发行业大讨论的同时，诺基亚也坐稳了“others”的位置。从全球霸主到故纸堆，诺基亚只用了5年。曾经的行业霸主遇到高维度崛起的新规，便会形成一个“诺基亚时刻”。而显然，无论雷军的小米、腾讯的